内容提要：《管子》是国内历史上法家的一部要紧著作，记载了很丰富的管理思想，特别是朴素的辨证法思想在管理中的运用使其更具现代价值。本文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在历史的进步中，从《管子》的人性观出发，对《管子》的辨证管理思想做了一个清理和概括，并从现代管理的视角对此作了肯定的剖析与评价。相信对《管子》辨证管理思想的挖掘能为当代管理哲学的进步和大家今天的组织管理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字：《管子》，法家，辨证管理观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要紧学派，起来自于管子，经商鞅、申不害等，由韩非集其大成。《管子》是法家非常重要的著作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主要记载了法家、尤其是管子的很多治国思想，其中不少思想具备明显的辨证性质。《史记》中《管晏列传第二》对管子的执政有如此的评价：“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的确，研究《管子》的辨证管理思想不但可以挖掘其理论中以往未予注意但对当代管理哲学的进步具备启迪用途的内容，而且可以为现实的组织管理提供肯定的借鉴。


1、《管子》的人性观


人性指人所具备的正常的情感与理性。其既具备共性也具备个性。对管理学而言，人性假设是最基础的原理，也是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到今天没一个统一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国内的先秦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说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刚开始的理论表述，并且在将来得到了进一步进步。

在《管子》成书以前，已经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性观，主要包含孔子的“性可塑说”、孟子的“性善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与墨子的一些关于人的思想。孔子看重人有哪些用途，但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天命的成分，人的地位没得到应有些体现。墨子不讲天命，也看重人有哪些用途，觉得“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但他对天、鬼却又极为推崇，人还是附庸。孟子有非常浓的天命论思想，觉得有意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同时他又觉得人皆有“四心”，只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引出了他在政治管理上的“仁政”思想。而告子则觉得人性无善无不善，好似水流无分东西。大家了解一个管理者对人性的看法决定了他基本的管理观。那样，《管子》对人性的怎么看又是什麽样的呢？

1、人，水也。《管子·水地》篇提出：“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这个看法讲解了相对科学的人的生成程序，撕去了一直罩在人身上的神秘外衣，一定了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物质世界不断进化的结果。《管子·内业》还说：“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觉得气是第一性的，精神现象是第二性的。这类思想从人的本源上提出了有朴素唯物主义原因的看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进步。

2、人性本恶，但可引导。大家了解，人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社会属性，三是人的精神属性。《管子》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应该说还是觉得人性本恶。《管子·版法》中有如此的概括：“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觉得在人的自然属性上、或者说人的质朴的原始素材上人都是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同时，在同一篇中还写到：“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看法。大家不难看到这非常象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这一思想也就导出了《管子》的法治思想。

3、人是有需要的。《管子·牧民》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提出了人不只有自然需要，而且有社会需要。同时，《管子·侈靡》中还写到：“衣食之于人也，不能1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这就进一步指出了人的自然需要较之社会需如果更基本的东西。《管子·禁藏》中还进一步讲解了两者的关系，“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可以勿欲，远之不可以勿忘”，一方面指出人的情感是以需要是不是得到满足为转移的；其次，情感反过来也会决定需要的强度。而且，人的需要能否满足或在一定量上得到满足，也会干扰到政治统治的成败。所以，《管子·牧民》篇中明确提出：“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子》的人性观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荀子和韩非，同时也决定了他所体现的管理思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所有，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管子》也直观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在物质生活还没达到高度发达的状况下，人的好利性还依旧存在，因此适应人性来拟定政策应该说是一种明智之举。


2、《管子》的辨证管理观


《管子》作为法家的一部代表作，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觉得治国需要依赖法制，在《管子·七法》中就提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禁藏》中又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觉得法是衡量所有的尺度，是判断是非的规范，是决定百姓命的东西。此外，《管子》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运用实行适应人性的管理办法。因此，《管子》在治国方面提出了不少具备明显辨证性质的管理思想。

1、管理者兼听独断。《管子·版法》中写到：“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多方面的建议，包含听取和知道相异和相反的状况和建议，在此基础上作处决策。其主要思想就是表明管理决策如不听取多方面的建议，就会导致管理上的害处，达不到预期的成效。《管子》的兼听思想明确需要在管理上要把矛盾的对立面的状况联系起来看，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除去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和集体决策的方法，这一点与现代的管理决策还是基本符合的。

2、管理者应抓住根本问题。《管子·版法》中有如此的讲解，“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也就是说高层管理者治理国家不是什麽都管，而是要抓住根本的问题，即治官的问题。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管好官吏，监督他们完成管理目的。这里，作者已经认识到政治统治中的官民关系中，管好官吏是主要的方面，要统治人民，重点是管好官吏。

3、管理中要赏罚并举。《管子·版法》中明确提出：“治国有三器，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把赏罚作为了治国的要紧方法。《管子·明法解》中又写到：“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勤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法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这表明已经认识到了赏罚这一管理方法在维护社会价值观念上的要紧用途。《管子》还认识到在管理活动中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由于刑罚本可以使人产生畏惧而退却不前，但过于严厉的刑罚却容易使人铤而走险。因此，需要赏罚结合，赏罚有度。《管子》赏罚并举的思想是其法制与心术并行的管理思想的具体化，是针对普通人性进行管理的有效方法。

4、管理者应擅长选人、用人，达到无为而治。管理者应该如何选人呢？《管子·形势解》中是如此回答的，“多士者，多长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也就是说要辨证地看待人和事，要擅长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任其所长，拿目前的话来讲，就是达成职员组合的优化。同时，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管子·形势解》中有如此的论述：“明主不需要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需要其力而用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而使之更切实质。其思想的核心就是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才智，充分发挥下属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行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

《管子》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是打造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为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时官吏也要依法行政，获得政绩，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管子·版法》）。

5、君主应维护社会伦理结构，适应天意。《管子·牧民》写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可以。衣冠不正，则宾客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可以。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君主要象君主的样子，臣下要象臣下的样子，爸爸要有爸爸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各种社会角色都要有我们的伦理需要，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但，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待的，二者之间不只有纵向的等级关系，而且有横向的情感关系。也就是，不失其位才能不失其节，上下和睦政令才能通行。现代社会虽已没君臣关系，但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各自遵守我们的角色关系，依旧是十分要紧的。同时，作者觉得“礼”是不应该废弃的，由于礼源自法，是从是法的，也就是“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因此还要维护正常的社会道德和礼仪，君主或者说管理者既要以自己的道德修养来带动别人，又要在正己而不可以正人的状况下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别人，使之遵守既定的道德规范，从而维护社会社会伦理结构和政令通畅、社会稳定。《管子》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辨证的管理思想，比之儒家的“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的思想和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纯粹的以德服人的统治方法应该说是更胜一筹的，也是更有实质成效的。

6、管理者应把握好“度”。“度”是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紧定义，《管子》在实质的管理活动中，充分认识到了“度”的重要程度。《管子·权修》篇中有如此的叙述：“民力竭，则令不可以矣。下怨上，令不可以。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里，作者充分认识到了把握“度”在矛盾事物进步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实质已经认识到了失去“度”将会使事物进步由量变转向质变，这是完全符合现代辨证法思想的。

7、君主要充分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管子》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上与下之间力量的转换、冲突对政治统治的影响，因此在《权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可以。”在《牧民》篇中又有如此的讲解：“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虽然，虽然大家看到《管子》的“重民”、“富民”、“安民”思想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的这一倡导还是在一定量上反映了民众的地位。在《管子·形势解》中作者写到：“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可见，管子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用途，认识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转换对政治统治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认识到对被统治者施以肯定的“仁政”更有益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统治。在这里，《管子》达成了法家“严苛”精神与儒家“仁爱”精神的统一和在实质管理活动中的相辅相成。

8、管理者既要保持稳定，又要不断变革。《管子》觉得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就需要做到既不迷信古时候，也不仅仅是停留在今天，而是伴随年代和风俗的变化，在保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手段和管理办法，也就是《管子·正世》篇中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鲜明的法家的看法，倡导在稳定合适当时社会情况的政治法律规范的状况下，必须要依据社会状况的变化而进行政治变革。这一思想的辨证性就是他不只看到了变革与稳定两个矛盾的方面均有其合理性，而且还更深刻地看到了变与不变两个方面的联系。这也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理论来源。当然，这一思想的出发点还是为维护封建君主制服务的，这使这一思想刚开始就具备了不彻底性，这是大家现代管理所应当抛弃的。

9、管理者要法、术、势并用。正如上文所论述到的，《管子》很看重法有哪些用途，《管子·版法》中写到的“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样也看重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写到的“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与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体现。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其实质是管理规范、管理办法和方法与管理环境在人治之下的统一。

《管子》的这类思想不只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办法和管理方法，而且初步揭示了所论的管理办法与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1、法与术的相辅相成。法是基础，术是达成法的方法。2、法与势之间的相互依靠。有法才有势，或者说可以获得势。同样，在有势的基础上才能上台立法，制造势，运用术。


3、对《管子》管理观的评价


从上文大家可以看出《管子》确实具备丰富的辨证管理思想，总起来看，我觉得有如此几个特征：1、不论是不是明确，事实上觉得人性观是推行管理活动的必要首要条件。正如孟子从“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一样，《管子》从人性恶、人有不同需要推出了法治。这一看法完全符合现代的管理观。2、对人的认识和对人的需要的认识应该说是具备合理性的。这与现代的需要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比较符合的。但，《管子》虽然看重根据人性来确定管理手段，但却只不过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人当作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这与现代的人本管理又是相背而行的。3、《管子》法治的思想较之孔子的“为政以德”、老子的“无为而治”、孟子的“仁政”“王道”应该说对当时的政治统治来讲是更具合理性和更富效果的。但，因为过于看重君权，把立法看作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第一要做的事，是统治人民的方法，因此《管子》的法治思想最后将流为“人治”。4、《管子》对于管理办法和管理方法的论述是比较完整的，包含了现代管理学中的决策、用人、组织、协调、控制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关于管理者应采取的行动方面的提法与现代管理中巴纳德在《组织与管理中》提出的构成领导行为的四要点——确定目的、运用方法、控制组织、进行协调是基本吻合的，到今天仍值得借鉴。5、辨证思想在管理中的运用使得在法制的强制下形成的的较固定的管理模式具备了肯定的灵活性，因而也就更能进行有效地管理，同时也更有进步空间，为将来韩非集法家思想的大成打下了基础。这种辨证的管理思想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当然，《管子》的这类思想最后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提出的：“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就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就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这是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也势必打上年代的烙印。对此大家需要有足够的认识，但也不应苛求，由于大家的原则和办法是批判继承、综合革新。

参考书目：

《管子·二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著，中华书局，1961年版。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成中英 著，学林出版社，1999。
《儒家管理哲学》，黎红雷 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管理思想的演变》，雷恩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